說羅浮山的香，就不能不說花。因為在某種意義上說，花也是香的一種。在古代，花不但有觀賞、供奉的功能，也是不少香制品的重要原料。東吳康泰《扶南傳》說：“頓遜國有區(qū)撥花、葉逆花、致祭花、各遂花、摩夷花，燥而合香末以為粉，以粉身體。”宋《太平御覽》亦載：“香有多種，區(qū)撥葉逆花、途致各遂花、摩夷花，冬夏不圣，日載數(shù)十車于市賣之，燥乃益香。亦可為粉，以傅身體。”屈大均《廣東新語》則稱：“南方花，如素馨、茉莉、阇提（金錢）、佛桑、渠（拘）那、大小含笑之類，皆可合香。”又說：“凡生香，蒸過愈佳，如梅花、瑞香、酴釄、梔子、茉莉、木犀，及橙橘花之類，皆可蒸。”當時一些高檔的合香制品，如番禺心字香，素馨花和茉莉花是其關鍵性的原材料。可以說，在古代，花有著頗高的實用價值和經(jīng)濟價值。

春天，羅浮山登山沿線可見杜鵑、吊鐘花、桃花等花卉次第開放，形成“步步有景、季季有花”的景觀特色。惠州日報社AI媒體智能實驗室繪圖

　　值得注意的是，上引眾多的花名，其中有不少是音譯，頗帶洋氣，這可以在唐宋詩文中得到佐證。例如唐張籍的《送侯判官赴廣州從軍》一詩，曾稱贊廣州“海花蠻草連冬有，行處無家不滿園”。而元稹則在《送崔侍御之嶺南并序》自注中說：“羅浮生異果。”這些“海花異果”，當然也包括了從海外引種的花果，為嶺北所罕見，故而稱之為異。宋人余靖的《題廣州廣西園》詩更是直白地指出，嶺南“花多外國香”，而且還特別注明：“皆海舶來，嶺北所無也”。很顯然，他這里所說的“海花”，有許多是引種于海外的舶來品。

又是一年春來到，羅浮山景區(qū)云峰巖含笑花開了。惠州日報記者李燕文 特約通訊員李淵 攝

壹

在古代，有哪些“海花”被廣東引種

　　晉嵇含的《南方草木狀》就有記載：“耶悉茗、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于南海。南人憐其芬香，競植之。”

　　人們不禁要問，這些被廣東引種的“海花異果”，究竟有哪些？它們的原產(chǎn)地在哪里？又是在什么時候、通過什么途徑進入廣東的？

　　關于這些問題，文獻多有載述。例如素馨花和茉莉花，晉嵇含的《南方草木狀》就有記載：“耶悉茗、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于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竟植之。”（按：素馨花本名“耶悉茗花”，此為波斯語，意為來自主的饋贈，該花原產(chǎn)于印度東部，因花之色白素淡，香氣清芬而得名。）還有一說，此花本名耶悉茗，為南漢宮人素馨所愛，遂名素馨花。明王象晉在《群芳譜》中也引《龜山志》說：“昔劉王有侍女名素馨，冢上生此花，因以得名。”宋周去非在《嶺外代答》亦說：“素馨花，番禺甚多，廣右絕少，土人尤貴重，開花時旋掇花頭，裝于他枝；或以竹絲貫之賣于市，一枝二文，人競買戴。”賣花于市，這大概是廣東花市的濫觴了。

素馨花。 惠州日報社AI媒體智能實驗室繪圖

　　《南方草木狀》又載：“指甲花（鳳仙花），其樹高五六尺，枝條柔弱，葉如嫩榆。與耶悉茗、末利花皆雪白，而香不相上下。亦胡人自大秦國移植于南海。而此花極繁細，才如半米粒許。彼人多折置襟袖間，蓋資其芬馥爾。一名散沫花。”唐段公路在《北戶錄》則稱：“指甲花，細白色，絕芳香，今蕃人種之，但未詳其名。又耶悉弭花、白末利花，皆波斯移植中夏。”大秦國主要是指古羅馬帝國。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稱：“散沫花一名指甲花，其葉以染指甲，故名指甲花。”還有夾竹桃花。六朝《羅浮山記》載：“求那衛(wèi)，外國樹，英華紅粉，至可愛玩。”明黎民表在《羅浮山志》說：“求那衛(wèi)，外國樹也。蕃僧種之，即夾竹桃。”所謂蕃僧，是指從海上絲綢之路進入嶺南傳教的僧人。屈大均在《廣東新語》解釋更詳細：說此花“一名桃柳，葉如柳，花如絳桃，故曰桃柳。枝干如竹而促節(jié)，故曰夾竹。終歲有花，其落以花不以瓣，落至二三日，猶嫣紅鮮好，故又曰地開桃。” 

鳳仙花。 惠州日報社AI媒體智能實驗室繪圖

　　原產(chǎn)于印度的“海花”還有日中金錢花，亦稱午時花。唐段成式在《酉陽雜俎》介紹說：“毗尸沙花，又名日中金錢，花本出外國，梁大同一年進來中土。”“此花以其形狀圓而無廓，大小如錢，正午花開，艷如胭脂，因名日中金錢。”梁大同元年，即公元535年，屬南朝梁武帝時期。此花現(xiàn)在羅浮地區(qū)常見。

午時花。 惠州日報社AI媒體智能實驗室繪圖

　　此外還有雞蛋花。譯名貝多羅花，原產(chǎn)于南美洲。清人黃培芳在《游七星巖》詩曰：“貝多花欲愛，聊枕石頭眠。”所指的就是雞蛋花。明人郁永河在《裨海紀游》稱此花為“番花，葉似枇杷，枝必三叉，臃腫而脆，開花五瓣，色白，近心漸黃，香如梔子。”現(xiàn)在在廣東肇慶七星巖隨處可見的是肇慶的市花雞蛋花。羅浮山亦多有種植，荔德園周邊尤多。雞蛋花有一定藥用價值，廣東有名的五花涼茶，雞蛋花即為其中之一。

雞蛋花。 惠州日報社AI媒體智能實驗室繪圖

　　仙人掌也原產(chǎn)于美洲地區(qū)，尤其是墨西哥，仙人掌的種類最多，被譽為仙人掌之國。仙人掌以其獨特的形態(tài)和食用、藥用價值被廣泛地引進種植，羅浮山是其中引種地之一。明人黃佐在《仙人掌賦》的序言中介紹說：“仙人掌，奇草也，多貼壁而生，惟羅浮黃龍金沙洞有之。”《羅浮山志》亦言：仙人掌“發(fā)苞時，外類芋魁，內攢翠球，煨食之可補諸虛，久服輕身延年，俗名萬壽果。”因而為道家所鐘愛。釋家也對它賦予了深微的佛教意涵，認為它象征著堅韌與耐力，把它的開花視為菩薩慈悲和加持的體現(xiàn)，故又被稱為觀音掌。以超凡脫俗、潔白無瑕的高雅氣質傾倒粵人的水仙花，也是唐代從歐洲引進的海花。宋代著名詩人黃庭堅曾以詩贊之：“凌波仙子生塵襪，水上輕盈步微月。”此花因此得名為“凌波仙子”，并以其清雅的形態(tài)和淡雅的香氣被賦予純潔、自愛、吉祥等內涵。在元旦、春節(jié)期間，此花是嶺南花市中的重要品種，除了被寺院和居士們用作清供外，尋常百姓家庭也會在花市購一兩盆種養(yǎng)以增加喜慶的氣氛。

茉莉花。 惠州日報社AI媒體智能實驗室繪圖

　　還有貝多羅。《廣東新語·木語》稱：“貝多羅，來自西洋，葉大而厚，梵僧嘗以寫經(jīng)……花大如小酒杯，六瓣，瓣皆左紐，白色，近蕊則黃。有香甚縟，落地數(shù)日，朵朵鮮芬不敗。”清雍正年間進士張湄有《貝多羅花》詩云：“奇英六出干三叉，檐卜香中嗅露華。曾識僧龕寫經(jīng)葉，而今始見貝多花。”花有七色，佛典喻之為七重寶樹，是佛教用以象征極樂世界莊嚴的理想之樹。

夾竹桃花。 惠州日報社AI媒體智能實驗室繪圖

　　又菩提樹。該樹原產(chǎn)印度，亦在南北朝時傳入中國廣東等地。此樹在佛教中具有崇高地位和豐富內涵，代表著覺悟、啟示、涅槃和智慧等，在佛教禮儀修行和文化傳播中發(fā)揮重要作用。

　　又樹菠蘿。《北戶錄》引梁伍安公《武陵記》，稱巴陵郡西有寺，寺房床下忽有樹生，“外國沙門云是波羅蜜。”“無花，葉似柿，實如冬瓜。”（《隋書》南蠻傳）樹菠蘿原產(chǎn)于波斯和拂林，宋人《萍洲可談》等書均記載廣州南海神廟有種此樹，引進于梁武帝蕭衍時期：“波羅樹，即佛氏所稱波羅蜜，曰優(yōu)缽曇。其在南海廟中者，舊有東西兩株，高三四丈，葉如頻婆而光潤，蕭梁時西域達奚司空所植，千余年物也。他所有皆從此分種。”（見《廣東新語》）樹菠蘿在羅浮山地區(qū)（如酥醪觀附近村落）亦常見。

樹菠蘿。 惠州日報社AI媒體智能實驗室繪圖

　　還有洋桃，學名陽桃，屈大均稱：“羊桃，其種自大洋來，一曰洋桃。”“樹高五六丈，大者數(shù)圍，花紅色，一蒂數(shù)子，七八月間熟，色如蠟，一名三斂子，亦曰山斂。”（《廣東新語》）

　　貳

　　“海花”原產(chǎn)地多是古佛教圣地或傳播中心

　　上述眾多的“海花”，正是由蕃僧們攜帶從佛教圣地出發(fā)，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引進嶺南，扎根繁衍，開花結果。

　　若細加考究，這些“海花”的原產(chǎn)地，大多是海外古佛教圣地或者是佛教盛行的地方。如“耶悉茗花”，即指甲花，原產(chǎn)于印度東部。又如在《梁書》中被稱為頓遜（又名典遜）的小國，原是東南亞古國，今不存，其地在今緬甸丹那沙林一帶，在6世紀初為扶南屬國，崇信佛教，地處海陸貿(mào)易的十字路口。此外，據(jù)王溥在《唐會要》載，唐初，“罰賓國獻俱佛頭花，伽失不國獻渥樓缽羅花，皆中國所無者”。這個罰賓國，一般認為是罽賓國的音誤，是古代中亞的一個重要國家，位于今阿富汗東北部及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區(qū)，是絲綢之路沿線的重要節(jié)點，是公元1至3世紀佛教的傳播中心。據(jù)《大唐西域記》載，玄奘曾在此地學習佛法。“俱佛頭”是梵語音譯，意譯則為“地喜花”，即紅白蓮；再說伽失不國，實即迦尸國，是古印度十六大國之一，位于中印度地區(qū)，都城為婆羅痆斯城（今印度瓦拉納西），是佛教四大圣地之一，佛陀曾在此地的鹿野苑初轉法輪。所謂“渥樓缽羅花”即藍蓮花，是佛教最具代表性的圣花。

　　總之，這些“海花”的原產(chǎn)地，大多是古佛教的發(fā)祥地或傳播中心，而花本身又大多與佛教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這顯然并非偶然。須知花對于宗教，特別是佛教而言，是有著特殊的文化意涵的。在佛教的十大供養(yǎng)中，香花供養(yǎng)被列于首位。在漢語詞典中，許多帶“花”字的成語，如拈花微笑、天女散花、借花獻佛、水月鏡花、心花怒放、一花一世界等，多與佛教有關，有的還直接出自佛典。僅此上引的兩個小小例子，就能從側面說明，“海花”與佛教是有著內涵豐富又難以言傳的深邃因緣的。正所謂“佛以花見性，花隨佛現(xiàn)身”，上述眾多的“海花”，正是由蕃僧們攜帶從佛教圣地出發(fā)，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引進嶺南，扎根繁衍，開花結果。

　　叁

　　引種“海花”呼應佛教東傳的實際需求

　　當佛前供花成為禮佛的剛性儀式之后，那些具有宗教文化色彩的花木便有了相應的市場需求，從而促進花卉果木的栽培生產(chǎn)。

　　梁啟超在論述廣東地理位置時曾經(jīng)指出：廣東在大陸時代對中國而言為邊緣，在海洋時代對世界而言則為中心。歐洲、澳洲、南北美洲航線皆匯聚于此，是東西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節(jié)點，聯(lián)結內地與海洋，是實現(xiàn)中外經(jīng)濟貿(mào)易和文化交流的關鍵門戶，這些花卉大都是通過海上絲路而進入這一門戶的。

　　早在漢代，海上絲路已經(jīng)形成，其在中國的始發(fā)站和入口港最早是廣東徐聞和廣西合浦；至魏晉時期便轉移至廣州。到了南北朝，統(tǒng)治階層崇佛甚虔，大興佛寺，據(jù)《簡明廣東史》對《大藏經(jīng)傳記部》的統(tǒng)計，其時廣東各地興建大小寺院有87所之多，包括廣州城19所，始興郡11所，羅浮山4所。這4座佛寺即南樓寺、延祥寺、資福寺和寶積寺，均建于南朝梁武帝時期。此外，羅浮山下的龍華寺，也建于南梁大同年間。到了隋唐時期，整個東江流域的佛寺就更多了。唐高僧道世在《法苑珠林》中稱：“循州在一川中，東西二百里，南北百里，寺極繁盛。”唐代循州即今惠州，這“一川”就是東江，而“東西南北”云云，則是指惠州東江兩岸的廣大地域。在那里，山寺樓月，鐘鼓相聞，佛事之繁盛前所未有。

　　與之相呼應，海外佛教徒通過海絲之路進入中土傳教的活動尤為頻繁，廣州自然是他們靠岸的第一港口，而臨近廣州的“半在海涯，半連陸岸，乃仙圣游居之地”的羅浮山地區(qū)，也自然成了他們關注的地方。有資料顯示，晉唐時期經(jīng)海路來華的著名蕃僧約有53位，其中從廣州上岸的有24位，長期留粵傳法譯經(jīng)者約有15位，其名不著、事跡不彰于史志者當不在少數(shù)。這些蕃僧寓止廣州之后，往往會慕羅浮之名而轉入羅浮。如六朝蕭梁天監(jiān)元年（502），蕃僧智藥三藏自天竺來入羅浮創(chuàng)寶積寺；唐開元中，西竺僧經(jīng)廣州轉羅浮，將所攜釋迦鐵像置于延祥寺等，都是見于史志記載的著名例子。可以說，廣州和羅浮山是晉唐時期佛教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土的主要目的地和中轉站。

　　蕃僧們不僅帶來佛經(jīng)典籍和修行法門，同時也帶來了整套禮佛的儀軌，包括以花供佛的種種事宜。在他們的示范帶動下，本土信徒們爭相效仿，如在禮佛時，用彩縷將素馨、茉莉、金錢等花串成花環(huán)，供于佛座之下，以象征財富和圓滿。又或在寺前池塘種植蓮花，殿內設置蓮瓶插養(yǎng)蓮花等，以莊嚴佛相，香潔佛堂，寓意修行者心靈清凈，福慧同增。當佛前供花成為禮佛的剛性儀式之后，那些具有宗教文化色彩的花木便有了相應的市場需求，從而促進花卉果木的栽培生產(chǎn)。如果說，在屈大均所記的廣東四市中，羅浮山的藥市與道教有著密切關系，那么，廣州花市與羅浮山的形成，亦與東莞香市以及羅浮山的形成有著深厚的佛教背景。（吳定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