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張平，今年48歲，是惠陽駿派農場負責人。誰能想到，曾經在香港相夫教子的“師奶”，如今整日奔走在惠州惠陽永湖鎮老圍下村的田埂上，皮膚曬得黝黑，雙手磨出厚繭，成了鄉親們交口稱贊的新農人，更是惠陽第一位持證女拖拉機手。

　　從維港燈火到泥土芬芳，從為家人細火慢煲湯，到為朋友種出放心稻谷，我的人生賽道，徹底換了新模樣。

張平熟悉多種農機操作。 惠州日報記者許文昌 攝

　　來到大灣區，尋找新賽道

　　我祖籍內蒙古，因愛情嫁到香港，一住便是20年。我學建筑工程，做過設計、辦過畫展，還考取了花藝師，婚后安心持家，是大家眼中典型的“香港師奶”。

　　安穩的日子在2017年被打破——丈夫因眼疾失明，家中頂梁柱轟然倒下。我在心里問自己：從前他護著全家，如今，該我撐起這片天了。

　　“我想干點事。”我跟丈夫說。他雖心疼，卻全力支持：“你想做，家里就支持你。”

　　香港空間有限，我把目光投向大灣區。我和丈夫反復研判，一致認定：城市紅利趨穩，未來機遇在鄉村。而惠州離香港近，農業基礎好，政策支持力度大，成為我們首選地。通過丈夫在惠的人脈牽線，我開始實地考察。

　　我花了四個多月實地考察，最終認準了惠陽區永湖鎮老圍下村。這里無工業污染，水土優良，即便土地零散、多為撂荒地，我也一小塊一小塊“撿起來”簽合同，主動復耕。就這樣，我的駿派農場慢慢有了180多畝規模。

　　初來乍到，村民私下議論：“香港來的老板娘，住鐵皮房，怕是撐不過兩季。”丈夫也以為我只是換種生活“嘗個鮮”。可我心里篤定，這不是被動選擇，而是我真心要在鄉村干出一番事業。

　　把“笑話”干成“佳話”

　　我從小在內蒙古林區長大，從沒種過地、沒干過農活，是徹頭徹尾的農業“小白”。但我肯學、肯鉆研：問村干部、請教村民、跟著工人實操，上網看視頻、做筆記，不放過任何一個學習機會。

　　還記得第一次開手扶拖拉機，師傅操作行云流水，我一上手，機器“突突”猛竄，連人帶車沖進水渠，滿身泥水，狼狽又辛酸。

　　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不親自下地，不懂種田里的道道。第一年我用人工拋秧、施肥，很快算清一筆賬：人工成本高、效率低，想要長遠發展，必須擁抱科技。兩年間，我陸續添置農耕機、插秧機、農用無人機，前不久還順利考取農用拖拉機C1駕照。

　　語言不通，我逐字逐句學客家話；生活不便，我慢慢適應鄉村節奏。村民給我送來自家種的水果，我從香港帶回零食分給村里的孩子；為保障我插秧用水，村民小組長甚至提前抽干自家魚塘。這份淳樸與真心，深深打動了我，也讓我立志要在這片土地上干出成績。

　　我把農場農機變成村里的“共享裝備”，鄉親們隨時可租借、可請教，科技種田的理念，在這片田野悄悄生根發芽。

　　從“種好地”到“創好業”

　　摸著石頭過河。我的農場以水稻種植和水產養殖為主，曾嘗試稻蟹、稻魚共生模式，堅持用有機肥和自制菌肥，全程把控品質。第一次養蟹因為土地不保水失敗，我沒有氣餒，詳細記錄、復盤總結；收割完稻谷，我就種上油菜肥田，走循環有機的路子。

　　第一季稻谷豐收時，我把丈夫和兒子從香港接到田間，攙著失明的丈夫撫摸沉甸甸的稻穗，他笑得格外欣慰。那一刻，“粒粒皆辛苦”的獲得感，是任何東西都無法替代的。

　　我的努力也得到了政府的認可，惠陽區農業農村部門把我列為重點扶持對象，技術人員常下田指導。

　　我有設計功底，為大米設計精美包裝，配上手寫毛筆字與自創小詩，產品一經推出就深受香港朋友青睞。我堅信“米可以加萬物”，未來計劃開發即食米飯、米制零食，走品牌化、特色化之路。

　　如今，我在永湖這里的種植面積已經達到了500畝，投入也超過了兩百萬元。身邊不少人說農業路不好走，但我從沒想過放棄。每當看到自己種的大米被認可、被回購，所有辛苦都煙消云散。

　　如今，我早已不是那個圍著家庭打轉的香港師奶，而是扎根惠州鄉村的農創客。從維港到田埂，我的轉身，是個人奮斗與時代機遇的雙向奔赴。

　　惠州日報記者李芳娟 黃尉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