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惠州梌井

　　隋建府治所鑿 見證惠州開城

　　在中國，井的歷史可以追溯到遠古的黃帝時代，先秦史書《世本》記載：“黃帝正名百物，始穿井。”惠州城最早的井，出現于隋朝，位于中山公園梌山之上，被稱為“梌井”。古井是城市文脈的重要組成部分。梌井在城市景觀、文化傳承上的價值是不可替代的。

1925年惠州梌山，東征軍祝捷大會照片，能看到梌井的一半身影。 侯縣軍翻拍

　　見證惠州開城的古井

　　古人鑿井，首選在山上。明代徐光啟《農政全書》說：“鑿井之處，山麓為上，蒙泉所出，陰陽適宜。”隋井因位于梌山，故又稱“梌井”。清《畿輔通志》謂梌山“舊多梌木，故名”。梌山坐北向南，位于惠州府古城，“東西二江匯其東，豐鱷二湖潴其西”，“山南部平衍，其北枕江峭立，郡城環于下”，自古被視為惠州的風水寶地。20世紀80年代，考古人員在梌山西側南北長100米的地下，發現大批隋唐年間的筒瓦、板瓦、陶罐殘片等文物，是梌山發現的較早的人類生活遺址。

　　梌山真正進入惠州歷史進程并占據重要位置，始于惠州建城。隋開皇十年（590），隋文帝派使節王景巡撫嶺南，確定在整個廣東地區設立廣州和循州（后改稱“禎州”“惠州”）兩個總管府。總管府是隋朝地方行政體制的最高層級，是高于州級區域的“準行政區”,主要偏重于軍事職能，用以鎮撫一方。循州總管府設在梌山，鎮立嶺東，逐漸成為粵東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

　　循州總管府在建設官署期間，在門前不遠處鑿了一口水井，專供官府使用，是為“隋井”。民國張友仁《惠州西湖志》也認為，該井為“隋建府治所鑿”，并說“其古蓋亞于趙佗井”。

　　那么，是誰開鑿了這口井？這恐怕歸功于循州首任總管樊子蓋。《隋書·樊子蓋傳》記述：樊子蓋，字華宗，安徽廬江人，平陳有功，食邑七百戶，拜辰州刺史。隋開皇十四年（594）授齊州刺史，不久遷循州總管。隋開皇十八年（598）入朝述職，向隋文帝奏獻嶺南地圖，隋文帝賜其良馬雜物，加領四州事，命還循州。樊子蓋任循州總管十年，是惠州有史以來第一個才德兼備名留青史的賢明太守。據《隋書》記述，隋煬帝召樊子蓋返朝時，曾下諭褒獎他：“子蓋干局通敏，操履清潔，自剖符西服，愛惠為先，撫道有方，寬猛得所。處脂膏不潤其質，酌貪泉豈渝其性，故能治績克彰，課最之首。”從隋煬帝的褒詞來看，樊子蓋不但是一位能臣，而且還是一位清官。

　　“改邑不改井”可謂城市原點

　　井的出現，可謂人類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因為它標志著人類掌握了地下水資源的開發利用方法，擺脫單純的源水而居的局限，擴大了生存的空間，故“井”常常被引申為鄉里或人口聚居地。

　　清初屈大均《廣東新語》載：“惠州城中亦無井，民皆汲東江以飲，堪輿家謂惠稱鵝城，乃飛鵝之地，不可穿井以傷鵝背，致人民不安，此甚妄也。然惠州府與歸善縣城地皆咸，不可以井，僅郡廨有一井，可汲而飲云。”此處的“郡廨有一井”，即梌井，不過，從梌井里涌出來的泉水，應該不似屈大均的“地咸”之說，惠州府縣兩城“不可以井”則不無道理，因為惠州一帶緊靠江湖，當時的居民不需要打井汲水。

　　到清代，隨著惠州城的人口逐漸稠密，鑿井涉及的技術也更為精進，惠州府城里的井開始大量鑿建。這一時期，惠州府城居民“鑿井而飲”的現象已非常普遍。

　　然而不管怎樣，梌井可謂是惠州城區歷史最悠久的人文古跡。這口即便放眼全國也不多見的梌井，在歷代文獻中卻鮮有記載，知名度遠比不上白鶴峰上的東坡井。又或者因為梌井在古代一直位于惠州府衙里面，不像東坡井那樣分甘四鄰，游歷惠城的文人雅士也緣慳一面。

　　民國六年（1917），惠州書法名家陳仕煦題“梌井”二字于井欄上。此后，國民革命軍第二次東征攻下惠州，在梌山舉行祝捷大會，留下一張珍貴照片，能看到梌井的一半身影。這也是這口有著1400多年歷史的古井留下給世人的一半樣貌。

　　《易經》有云“改邑不改井”，在中國傳統文化意象中，“井”有著獨特且豐富的文化意蘊。這口古樸的有雕石井欄和井架的飲用水井，依然保留在老一輩惠州人的記憶之中。根據知情者講述，直至20世紀50年代初，梌井尚完好，1962年惠州府城通了自來水之后，這口古井失去了基本功能，最終湮沒在中山公園的草坪之下。

　　近年來惠州考古出現重大突破，比如中山公園考古發現了惠州府衙遺址，找到了城市發展的原點，據稱這口梌井也重見天日。當前，惠州中山公園提升工程正在進行，公眾正期待著它揭開神秘面紗。

　　(侯縣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