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亞灣海盜的駐地飯羅崗（今惠東縣稔山鎮范和村），手持槍械的海盜從海上巡邏歸來，攝于1931年。
如果不是在翻閱舊地圖時偶然觸碰到那個標記，大亞灣那片湛藍的海域，在很多人眼中，或許僅僅意味著漫長的黃金海岸線與百島之灣的旖旎。今天的我們習慣了在這里看巽寮灣的美景、石化城的璀璨，卻鮮有人知道，百年前的這里，曾是令西方世界聞風喪膽的“海盜母港”。
愛仁輪沉沒時的場景。本版圖片 嚴藝超翻拍
在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圖書館的特藏部里，靜靜躺著一張出版于民國三十五年（1946）8月的大亞灣地圖。在那張經緯交織的泛黃圖紙上，東經114°41′45″、北緯22°37′45″的坐標點上，赫然標注著一個單詞：“Wreck”——沉船。
這個單詞像一道深海里的傷疤，不僅標記了一艘名叫“愛仁”（Irene）的輪船在1927年10月19日的葬身之地，更勾連起了一段在西方媒介中“臭名昭著”，而在本土記憶中卻日益模糊的海疆風云錄。
那是一個屬于海盜的時代。
湃亞士灣
國際視野里的“海盜溫床”
大亞灣中央多漁梁木樁，夜間行駛極易受阻，且灣內深淺不一，漁民廣置漁具，這些復雜的環境為海盜提供了天然的屏障。
在今天的航海圖上，我們很難找到“湃亞士灣”這個名字。1937年3月，民國名將余漢謀呈請軍事委員會，正式將其更名為大亞灣。這一更名背后，其實隱藏著一種試圖切割歷史的決絕。
美國記者歷歷烏斯拍攝的大亞灣海盜。
所謂的“不愉快”，很大程度上源于海盜。20世紀二三十年代，如果你在香港或倫敦的報攤翻閱報紙，大亞灣（Bias Bay）的出鏡率高得驚人，它是西方媒體筆下的“匪巢”，是遠東航運線上的“百慕大”。
1936年，時任湃亞士灣警備處主任的陳慎榮曾做過一項令人心驚的統計：自1921年至1934年的13年間，沿海發生的洋船騎劫案共58宗，其中九成是“湃亞士灣之人為之”，更有半數是在此登陸銷贓。“湃亞士灣之名，中國人多不知，即吾粵之人，亦鮮有知之者，惟國際間則耳熟能詳。”陳慎榮的感慨中帶著幾分無奈。那時的海盜，多出身于稔山、范和崗一帶，以這片島嶼密布、暗礁叢生的海灣為根據地。
為何海盜“青睞”大亞灣？
翻看清光緒年間的《新譯中國江海險要圖志》，或許能找到地理學上的答案。大亞灣中央多漁梁木樁，夜間行駛極易受阻，且灣內深淺不一，漁民廣置漁具，這些復雜的環境為海盜提供了天然的屏障。更深層的原因則是“邊緣化”。百年之前的大亞灣，丘陵遍布，陸路閉塞，官府監視松散。這里是權力的真空地帶。海盜們平日里是“面朝大海”的漁民，或是躲避兵役的流民，一旦發現商船行徑，便互相吹哨，頃刻間化身為劫匪。分工之明確，默契之高，令人咋舌。在外海有小船接應，岸上有村民掩護銷贓，形成了一條完整的黑色產業鏈。
1931年，一位名叫阿列霍·歷歷烏斯（Aleko Lilius）的美國記者，為了揭開這層神秘面紗，只身前往澳門，說服當時盤踞珠江口的著名女海盜賴財山，讓她協助自己前往大亞灣的海盜窩點進行采訪。這是一次玩命的采訪。在賴財山派出的5名保鏢護送下，歷歷烏斯在大亞灣的“Fan Lo Kong”（范和崗）登陸。在他的鏡頭里，大亞灣的村莊表面上平靜如常，草屋、土墻、乞丐與孩子交織，但在那平靜的表象下，卻藏著專門囚禁人質的黑屋。
他在書中記錄了驚險的一幕：當他架起三腳架準備拍攝時，一名怒氣沖沖的男人揮著拳頭沖了過來。若不是保鏢舉槍向天鳴槍示警，這位美國記者恐怕早已魂斷異鄉。他在離開時的感嘆耐人尋味：“在大亞灣，似乎每個人都有許許多多無從說起的故事。”
亂世梟雄
從“兵匪”蔡騰輝到“海盜女皇”譚金嬌
蔡騰輝一方面接濟海盜，一方面擒捉異己海盜邀功，甚至直接參與綁架。這種“兵匪一家”的現象，正是民國初年權力失序的縮影。
在這片混亂的海域里，誕生了各色草莽英雄與亂世梟雄。
據1929年的《申報》報道，當時的大亞灣匪團以鄰近數十村為主，匪首是一個叫蔡某的人。此人終年身著軍服，掛指揮刀，雖目不識丁，卻雇有中英文書記，架勢十足。他的手段極其殘忍：“所綁肉票，三個月內若不贖身，則用刀將肉票腳皮削去，六個月不贖，則抽肉票腳筋，使其餓死。”
登岸的海盜 大亞灣海盜船，攝于1938年。
這個蔡某，便是民國初年曾追隨陳炯明的海岸巡防隊隊長蔡騰輝。他本是官兵，負責緝拿海盜，后來利欲熏心，玩起了“養寇自重”的把戲。蔡騰輝一方面接濟海盜，一方面擒捉異己海盜邀功，甚至直接參與綁架。這種“兵匪一家”的現象，正是民國初年權力失序的縮影。
然而，在大亞灣眾多的海盜頭目中，最令西方世界側目的，卻是一個女人——被冠以“海盜女皇”（Pirate Queen）稱號的譚金嬌。1934年11月27日，香港《南華早報》刊發了一則有趣的娛樂新聞：好萊塢導演馬克·塞內特居然要拍一部關于大亞灣海盜女皇的電影，而且起用了一位美國金發女郎來飾演。這位女皇的原型，正是惠陽縣南津鄉（今水口龍津）人譚金嬌。
譚金嬌的成名，源于她的殘忍與機敏。在海盜盛行南中國海的當時，船運安檢極嚴，基本都要搜身。為了帶槍上船，譚金嬌竟然干出“剖腹藏械”的勾當——買來女童，割開腹部藏入槍支再縫合，偽裝成抱小孩的婦人避開搜身。這種令人發指的手段，讓她得以多次成功騎劫外洋輪船。
1929年9月，日輪“地厘丸”在大亞灣海面被劫。一名幸存的臺商王達全曾向《申報》記者復述了那驚魂一幕：在那群呼喝叫囂的悍匪中，指揮若定的竟是一位年方二十、唇紅齒白、雙目炯炯有神的“大嫂”。
她身穿黑膠綢衫褲，腳踏綠包花緞鞋，雙手持兩柄三號左輪手槍。面對王達全“貧寒之家”的求饒，她談笑自若地拒絕：“儂猶未嫁夫，而爾呼儂為大嫂乎？未免太過笑話。儂雖或可準于人情，但兄弟輩將歸罪于儂矣。”
這種雍容與毒辣并存的特質，伴隨了她橫行海上十余年。直到1935年，這位曾經不可一世的“女皇”因疏忽潛回惠州府城北門街寓所，被警長鄧醒民偵悉抓獲。被捕時，她依然態度從容，談笑自若。那一年，她年僅31歲。經軍事法庭審判，她被判處無期徒刑，終結了其罪惡而傳奇的一生。
愛仁輪
地圖上的那個“Wreck”
那個地圖上的“Wreck”標記，記錄的不僅僅是一艘沉船，更是近代中國海權喪失、海洋治理失序的悲涼底色。
如果說譚金嬌的故事充滿了江湖傳奇色彩，那么地圖上那個“Wreck”標記所代表的“愛仁輪”沉沒事件，則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國際悲劇與外交博弈。
1927年10月17日，隸屬于招商局的客貨輪“愛仁輪”從上海啟航，目的地是廣州。這艘船絕非等閑之輩，它造于1890年，曾參加過中日甲午戰爭的運兵任務。然而，這位“老兵”沒倒在甲午的硝煙里，卻在即將退役的暮年，倒在了大亞灣的暗影中。
10月19日清晨，當時任挪威籍船長瓊森正準備享用早餐時，潛伏在乘客中的海盜突然發難。他們槍擊了侍者，迅速控制了舵樓。海盜們的計劃很明確：逼迫船只緩行，待天黑后駛入“海盜母港”大亞灣銷贓。
然而，他們撞上了一個硬茬——正在大亞灣外海操練的英國皇家海軍潛艇L4號。
據1927年10月22日《申報》刊發的《愛仁輪焚毀情形》一文詳細記錄：當晚8時許，英軍潛艇L4號艇長哈拉漢發現了熄燈入灣的愛仁輪，形跡可疑。潛艇多次發燈號警告無效，遂發空炮示警。海盜們也是亡命之徒，不僅不停車，反而逼迫機師加速沖向岸邊，甚至向潛艇開槍射擊。
見威嚇無效，哈拉漢下令開炮。一枚四吋徑的炮彈精準擊中了愛仁輪的機器室。
炮彈的威力不僅讓船只癱瘓，更引燃了大火。烈火與爆炸中，乘客與海盜紛紛跳海。幸運的是，英軍潛艇表現出了極高的人道主義精神，他們冒著風浪，與后來趕到的巡洋艦“德里號”、驅逐艦“風云號”展開了大規模救援。最終，船上258名乘客中有234人獲救，24人葬身大海；海盜中1人死亡，7人被捕。
當時有流言稱英國潛艇不分青紅皂白發射了兩枚魚雷擊沉了商船，這顯然是無稽之談。若真中了兩枚魚雷，這艘千噸小輪早已粉身碎骨，哪還有兩百多人獲救的奇跡？
但這起事件迅速演變成了一場外交風波。
在民國政府眼中，愛仁輪雖被劫持，但仍懸掛中國國旗，且出事地點在大亞灣領海內。英國海軍開炮擊沉中國商船，是對主權的嚴重侵犯。外交部據理力爭，要求英方致歉并賠償。
而英方則援引國際法，認定這是“標準的海盜行為”。在他們看來，中國政府縱容海盜四起，甚至無法管控自己的領海，英國海軍是在代為行使“世界警察”的職責。更令人氣憤的是，英國拒絕引渡捕獲的7名海盜，直接在香港高等法院判處了死刑。
這場長達兩年的交涉，最終以中國政府的訴求落空而告終。那個地圖上的“Wreck”標記，記錄的不僅僅是一艘沉船，更是近代中國海權喪失、海洋治理失序的悲涼底色。在那個弱國無外交的年代，哪怕是在自家的家門口，我們也無法保護一艘懸掛著國旗的商船。
轉折
從“湃亞士”到大亞灣的救贖
今天，當我們站在大亞灣的海岸線上，看著那里的石化巨頭和繁榮的深水良港，看著萬噸巨輪在湛藍的海面上穿梭，很難想象百年前這里的血雨腥風。
歷史的轉折往往帶有某種宿命感。
1936年，隨著民國海軍及大亞灣警備處的嚴厲肅清，尤其是陳慎榮等官員的努力，盤踞多年的海盜集團逐漸斂跡。1937年，“湃亞士灣”正式更名為“大亞灣”，這不僅是一個地名的更改，更象征著一種決裂，大亞灣試圖徹底洗去“海盜灣”的惡名。
一個細節值得被銘記：1938年10月，當侵華日軍從大亞灣登陸，鐵蹄踏上華南土地時，那些曾經令官府頭疼不已的殘余海盜，竟然紛紛接受招安，編入民國海軍抗擊日寇。這種江湖大義與民族氣節的瞬間迸發，為這段陰郁的海盜史平添了一抹亮色。
今天，當我們站在大亞灣的海岸線上，看著那里的石化巨頭和繁榮的深水良港，看著萬噸巨輪在湛藍的海面上穿梭，很難想象百年前這里的血雨腥風。
但歷史不應被遺忘。地圖上的那個“Wreck”標記，是先民在動蕩年代的生存掙扎，是國家在積貧積弱時的海疆陣痛，更是我們要建設現代化海權必須回望的坐標。
大亞灣不老，它只是在波濤聲中，藏好了那些舊時代的驚雷。
作者
嚴藝超
惠州日報社編委，惠州市文化顧問，惠州市文化智庫專家顧問委員，惠州市政協文史研究員。
主編說
鄧北黔
本文以一張地圖上的“沉船”標記為歷史切口，重構1927年海盜劫船事件及其國際博弈。它超越地方史與獵奇敘事，深刻揭示了近代中國海疆失序、主權脆弱與國家治理困境，并在“湃亞士灣”至“大亞灣”的地名更迭中，叩問記憶與遺忘、邊緣與中心。一篇有史識鋒芒與家國情懷的微觀海疆史。
